金融
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发展较快,其潜藏的风险不容忽视。影子银行所具备的高杠杆性、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会使其积聚的风险在爆发时传染至商业银行,最终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稳健性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影子银行、资本监管压力可能均对银行稳健性存在影响。本文将影子银行、资本监管及银行稳健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选取2004-2017年我国126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影子银行、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会降低银行的稳健性水平,且对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稳健性水平的削弱作用更为明显;资本监管压力的增强会提高银行的稳健性水平,且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而当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时,资本监管压力则可增强影子银行对银行稳健性的削弱作用。鉴此,本文提出规范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持续完善差异化监管及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与配合等政策建议。
无摘要
不够稳定和报价易被操纵是Shibor基准利率地位的两个主要挑战。本文结合ARJI-GARCH模型构造了一种较新的可以检测更轻微羊群行为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基于2007到2017年Shibor报价的日度数据,分析了市场利率自律定价机制对Shibor波动性及报价中羊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律机制明显降低了Shibor的波动程度,尤其是极端波动明显减少;但报价中的羊群行为在自律机制发挥作用后有增强的态势,报价行出于维护声誉动机在Shibor波动较大时会倾向于从众报价。自律机制改善了Shibor的稳定性,但在应对羊群行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
此研究以统计学为基础,根据多方案人口发展预测,创建了评价老龄程度的静止人口标准化法,确立了界定轻度、适度、重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首次测算出寿命延长、生育超低对老龄化的贡献率,报告了两个重要研究发现,全面总结了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和教训,建议国家实施新人口政策并充分肯定计划生育成绩。
)在对货币政策两分法和操作目标、中间目标等相关概念进行说明和清晰界定基础上,本文指出,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深入发展,主要中央银行普遍放弃了中间目标的政策模式,有关货币调控方式的讨论主要是指操作目标。操作目标则是货币政策的逻辑起点,对于反映货币政策当局政策立场,有效传递中央银行决策信息并引导市场预期,顺利实现产出、物价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关重要,是划分货币调控方式的最主要标准。利率政策一直是现代中央银行最主要的货币调控方式,但各国之所以开始采用数量型货币调控方式,很大程度上与储备头寸说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特殊的成立背景以及体系架构密切相关,这对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中央对手方自身风险问题已成为国际关注热点。迄今为止,我国在中央对手方政府救助与破产领域,相关规则欠缺、制度不健全等,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系统性风险应对、以及交易所业务海外经营。中央对手方的“系统重要性”,使得“破产”与“政府救助”问题复杂化。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解决例如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救助对象的界定、破产或政府救助的触发时间及程序等问题,形成双重救助机制的央行最后贷款人的法律框架;规则体系分明的触发时间标准,且在法律框架内赋予监管机构特定自由裁量权;识别“系统重要性”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明确救助对象为系统平台而非会员机构;推动交易所公司制改革、以及法律规则的系统性构筑。
在垂直创新的框架下,构建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速度与金融服务效率正相关,与攫取效应负相关;创新项目代际幅度、创新抵达率、创新人员实际创新概率,这三个变量都能够通过提升创新价值来促进创新;最终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竞争效应会抑制技术创新;区域人口增加可以通过劳动市场要素供给和产品市场需求拉动两个途径促进技术创新。另外,中国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技术创新,但风险包容性不高,且存在结构性差异。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服务效率较高且金融市场势力也更强。因此,为推进中国创新发展,一方面要多渠道提升金融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增强金融系统的风险包容性;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市场改革,适度调控金融机构市场势力。
本文以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中国64家股票型主动管理基金为样本,从基金净资金流变化的角度,检验了投资者决策与基金业绩结构的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投资者行为。本文结论有:(1)整体上,投资者在衡量基金经理能力时,更关注原始超额收益率或只基于市场风险调整风险敞口,这可能与中国市场投资工具仍然不够充分、风险难以有效对冲有关;(2)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对风险敞口的识别更严格;(3)简单模型的优势集中在市场波动低、投资者情绪高的时期;(4)除基金经理能力外,净资金流变化对市场风险报酬也很敏感;(5)从alpha的角度,我国基金市场仍存在“赎回异象”,可能与“处置效应”有关,仍需提升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引导市场形成更加科学的投资观念。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金融知识体现了小微企业主对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认知以及使用正规金融工具与服务的能力,因此将作用于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与决策、。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知识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表现为更重视创新的必要性与员工的创新能力,也有效改善了创新活力这对相关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与开展面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市场认知机制与向小微企业主的培训,提供了积极的数据支持。信贷约束机制分别作用于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在市场化高金融市场化高、的地区,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强而创新意识不强,金融知识的作用主要在于提升创新意识,即提升市场认知机制发挥作用;而在市场化低金融市场化低的地区,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强而创新活力不强,金融知识的作用主要在于提升创新活力,即缓解需求抑制型信贷约束的机制发挥作用非国有经济发展好、非国有经济发展差、。。。
本文使用对数周期性幂律(LogPeriodPowerLaw,LPPL)模型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进行测度,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和空间传染效应进行研究。LPPL模型认为由价格泡沫产生并最终破裂的金融市场与地震系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即金融资产的价格呈周期性变化规律,价格持续上涨到临界状态直至反转。本文采用2010年6月至2017年11月间我国100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数据对各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进行测度和物理/经济空间传染效应研究。研究发现,LPPL模型能够对我国100个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进行甄别且主要存在两种泡沫状态:正向泡沫(房价持续上升)和反转泡沫(房价整体下降却存在反转点)。各个城市(地区)房地产价格具有较强的空间传染性;存在正向泡沫区域的空间传染性相较反转泡沫区域更为明显,在考虑经济空间测度而不是物理空间测度的情况下,各城市间的空间传染性更强。与现有文献不同,我们发现反转泡沫区域的新房价格指数特别是二手房价格指数的上升对周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存在强烈的正向推高影响。最后,本文发现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传统影响(比如信贷、新房、二手房价等)因素的
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排斥、降低服务门槛、提供多样化服务,直接促进居民创业;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间接影响居民创业。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Sys-GMM模型。实证表明,无论是总体估计还是分地区估计,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创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普惠金融的“渗透度”“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也均会对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还发现,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间接作用机制是成立的,其可以从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强化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对口支持,以及加大金融资源和创业活动跨区域整合三个方面,为居民创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本文以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股市崩盘冲击与个股暴跌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利用2008年的A股市场崩盘事件以及国内特殊的IPO暂停制度作为自然实验的设计机会,本文发现:(1)在股市崩盘中上市的新股相比较于市场逐渐恢复后上市的新股具有显著更低的暴跌风险;(2)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再次发生股市崩盘时,上述显著的差异进一步强化。稳健的研究结果证明股市崩盘冲击会显著降低个股暴跌风险。
)从国际最终需求的视角,本文基于MRIO模型,利用WIOD数据库1995-2009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动态研究了外需对中国的就业效应及其技能结构。研究表明:整个研究期间,外需对中国的就业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尤其自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外需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作用尤为突出,其引致的就业人数占中国总就,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业人数比例由2001年的15%提高至2007年的23%需的就业效应有所减弱;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外需对中国“农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效应比较显著;从就业人员技能结构来看,外需的就业效应主要集中于低技能就业人员,对高技能就业的拉动效应较弱。
金融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促成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问题。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发展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企业创新的显著阻碍,而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区分创新路线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对独立创新或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阻碍作用,对产业链协同创新不存在显著关系;金融发展有利于独立创新,对协同创新没有显著促进。区分企业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的阻碍作用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尤甚,对大型企业或国有和外资企业影响较小;但是,金融发展对大型企业的促进却强于中小企业,同时对民营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
无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现实背景和《巴塞尔协议Ⅲ》,利用2008年至2017年间194家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银行净稳定资金率进行了度量,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货币政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探究了其影响机理和传导渠道。研究表明:扩张型货币政策会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不同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但不具备异质性;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中,货币政策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不具有异质性;在货币政策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中,银行信贷行为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因此,央行可基于货币政策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差异进行相机抉择;商业银行则要加强信贷规模和质量的管理,优化资产结构,通过弱化信贷渠道作用来降低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不良影响。
大宗商品作为贸易融资的重要抵押品,其融资属性的充分表达,在为贸易商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使银行抵押贷款风险不断积累及显性化。本文采用中国17家上市银行2008年一季度至2018年三季度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总体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显著增加银行风险承担,但在货币政策、银行监管政策、宏观层面和结构层面的共同作用下,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这种正向冲击效应会减弱;从经济融资结构来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当贷款占比大于门槛值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会下降,其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从资产负债表结构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不仅存在门槛效应,还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效应,呈现倒U形特征。
在当前内外部新形势下,特别是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反思国际收支格局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全面、客观地为未来中国政策选择提供参考。本文从国际收支角度,对比分析了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结构,并着重分析了国际收支结构及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判断中国国际收支格局演变趋势。从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经常项目中贸易顺差是一国储蓄投资状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金融账户中外商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和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与证券、贷款等其他方式相比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已出现新变化,由长期经常账户与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双顺差”向更为均衡的方向收敛,且这种国际收支新格局将大概率延续。
无摘要
年报问询函是非处罚性监管的重要方式。问询函中诸多问题涉及到审计事项,并要求审计师进行回复。本文基于手工收集的年报问询函信息,以2014~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DID模型,考察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收到年报问询函后,被问询审计师审计质量明显提高。(2)收到年报问询函后,被问询审计师所在团队的其他审计师审计质量明显提高,即年报问询函这一监管方式在审计师团队内部具有溢出效应。(3)上述审计质量的提高在涉及问题数量多、要求事务所发表专项核查意见时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所问询这种非处罚性监管方式能提高审计师及其团队的审计质量,有助于推动我国注册会计师外部治理和认证功能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