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间的关联性日益增强,国际证券投资逐渐成为金融联系的重要媒介。相较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流动性强、波动性大,容易导致金融风险在不同区域间快速传染,进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鉴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证券资金流动的相关性网络特征,以及促使国家和地区间证券资金流动产生相关性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以美国、中国香港、西班牙、德国等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和以韩国、南非、印度为主的体量较大的新兴市场与其他经济体有显著的证券资金流动相关性。这些经济体均为系统重要性国家和地区,应对其证券资金大幅波动的风险给予重点关注。国家和地区间证券资金流动相关性增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较高的贸易关联度、金融关联度,以及相似的经济基本面和经济政策。这一研究结论为我国监测跨境证券资金流动风险提供了借鉴。
本文采用2017年2月至2019年11月交易量最活跃的50支数字货币的日度数据,考察了数字货币市场是否存在动量和反转效应,进一步分析了投资者情绪与动量效应、反转效应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货币市场在1个月内存在显著的短期动量效应,持有期越长,动量效应越弱;(2)在形成期和持有期超过2个月时,数字货币市场呈现中期反转效应;(3)投资者情绪较高时市场动量效应更显著,投资者情绪较低时市场存在短期反转效应。之前的研究往往采用月度数据,更注重中长期动量效应,本文采用日度数据给出了短期动量效应和中期反转效应的实证证据,说明数字货币市场虽然在长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存在无效性。关键字:数字货币;动量效应;反转效应;投资者情绪;无效性DOI:10.3773/j.issn.1006-4885.2019.12.020
重大性标准是股票上市规则中持续信息披露制度的核心要素。目前部分上市公司资本运作频繁,偏离主业、盈余管理问题突出,同时亦存在通过拆分交易等规避披露要求之情形,导致当前重大性标准未能充分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上市公司商业效率、决策效率以及投资者知情权之间的平衡难以维系。本文在归纳总结上市公司交易事项披露之重大性标准表现形式及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现行规则的特点及应用难点,研究了成熟资本市场的做法,就股票上市规则中重大性标准测试指标体系的优化、累计计算规则中“标的相关”条件的适用以及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行为的披露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财政部要求各类行政事业单位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本文首先阐述新政府会计制度的五大总体改革亮点:统一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重构了政府会计核算模式、规范了相关的会计要素、提高了会计信息完整性、强调了政府会计信息化。然后从资产、负债、净资产,预算结余、收入费用五个方面,对比新旧制度在会计科目、核算范围、核算内容等多个方面的差异。最后通过对比归纳总结出新制度运行的难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基于科技金融平台演化路径的视角,对中国典型的四个科技金融平台从科技与金融的交互关系、影响交互关系的因素以及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机制三方面进行案例分析,研究了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科技与金融通过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彼此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政府是科技金融平台初创期的主要因素,区域因素是科技金融平台成长期的主要因素,资本市场是科技金融平台壮大期的主要因素;科技与金融在平台初创期主要靠政府作用实现协同,在平台成长期靠政府引导和区域发展共同作用实现协同,在平台壮大期由政府引导转向资本市场导向实现协同。
家庭财富规模在急剧扩张的同时衍生出家庭资产配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过低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组合而成的两套面板数据为基础,讨论了个体心理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作为个体心理的两大构成要素,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分别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影响。(2)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产生的影响在城乡和东中西层面存在异质性。(3)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作用。文章客观地评价了个体心理在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为改善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过低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无摘要
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法,构建了金融素养综合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还可以带动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家庭债务杠杆率途径,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企业的信誉对其融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某些企业的不良声誉是否会对所在区域内其他正常企业的融资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首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查询的失信被执行人(法人)数据,检验老赖企业对正常企业融资约束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老赖企业越多,该地区正常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大。作用路径分析表明,老赖企业通过分别作用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经营上导致正常企业营运能力和商业信用下降且交易成本上升,信贷上导致银行信贷规模下降,债务融资成本和信贷扭曲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及外资企业,老赖企业比率对该地区的民营和非外资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大;企业规模越大,融资依赖度越低,以及行业垄断程度越高,老赖企业对融资约束的负面溢出效应越小。本文从老赖企业溢出效应的视角解释了地区信用环境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优化营商环境,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减少资源错配和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和提高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对绿色行动的促进作用在弱环保意识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企业绿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弱环保意识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较高绿色支出和绿色治理绩效的企业,越可能获得绿色投资者的认同;除绿色支出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之外,绿色行动和绿色治理绩效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文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绿色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究竟哪些因素驱动了高管减持备受学术界关注。已有研究多立足于信息优势、公司治理环境以及高管收入等角度进行探讨,忽略了市场风险可能发挥的功能。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尝试将市场风险纳入高管减持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中,检验其发挥的功能。利用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市场风险与高管减持之间显著正相关,高管减持时呈现出风险规避效应;市场风险较高企业的高管在减持股票时有较强的择机性,存在显著的择机特征;高管减持中的风险规避效应和择机性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风险与高管减持叠加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了企业价值。以上结果表明,市场风险是影响高管减持的重要因素,市场风险与高管减持叠加带来了较为负面的经济后果。
本文以管理者学习理论为基础,基于2007-2018年上市公司样本,使用特质波动率衡量股票信息量,检验交叉上市行为是否能够提高现金决策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交叉上市行为可以有效提升超额现金价值;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是由于交叉上市公司股票拥有更高的信息量,公司管理者在进行现金决策时能够获得更多有效信息。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丰富了交叉上市理论,管理者学习理论可以有效解释我国实际;二是验证了股票市场可以为公司管理者决策提供有效信息,为以后研究公司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关键字:交叉上市;超额现金;股票信息;管理者学习理论
近年来,公司过度投资引发债券违约的现象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债券契约作为缓解债权人与股东及管理层利益冲突的重要工具,对公司过度投资具有约束效应。本文基于手工搜索的债券契约信息,构建债权人保护指数并深入研究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约束效应。研究发现,良好的债权人保护有助于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进一步的检验还显示:在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管理层道德风险水平较低、内部控制较差、法律环境薄弱地区及非国有企业中,债权人保护抑制公司过度投资的效果更为显著。
以普惠金融为切入点,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基于中介效应与交互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城乡收入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作为主要因素,通过直接与间接途径,能够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不平衡,其中农业TFP贡献了超过40%的中介影响;不过,现有普惠金融资源过度向小企业、工薪阶层、富裕农户群体倾斜,削弱了普惠金融降低城乡收入不平衡的作用,还加剧了相对低收入群体的内部收入不平衡。因此,针对目前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建议发展造血型开发式普惠金融,这对改善普惠金融发展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与通过开发性普惠金融降低城乡收入不平衡有重要政策启示。
无摘要
加强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和管理是完善我国货币调控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稳中有变经济形势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迫切要求。近些年,人民银行围绕政策承诺、市场沟通、前瞻性指引等,初步构建了预期管理框架体系并发挥了良好作用,但央行分支机构在预期管理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应建立人民银行多层次预期管理机制,通过明确目标机制、加强市场沟通、做好舆情监测、注重分类施策、加强政策协同等措施,充分发挥分支机构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中的有效补充作用。
在美国证券法中,Howey规则、Reves规则分别是判断投资合同和金融票证的判例法规则。Howey规则的适用,需要同时满足“包含金钱投资的计划”“共同利益体”“获利期望”和“利润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这四个构成要件。Reves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家族相似性规则,该规则需要考量的因素有“买卖双方的动机”“分配计划”“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和“是否存在其他风险防范或救济措施”。家族相似性规则虽然与Howey规则的内容有重合,但是二者的判定逻辑截然不同,由此决定了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之间不具有替代性。
基于融资融券标的扩容视角,本文深度挖掘了历次两融标的扩容的结构演变及对A股市场整体影响。结果表明,两融扩容标的由侧重主板蓝筹标的向稳主板蓝筹标的、倾向中小板与创业板高成长标的过渡,历次扩容短期内对两融业务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并非促进市场行情持续或反转的有效工具。结构演变方面,通信、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与传媒等行业在近三次两融标的扩容中,呈“J”形反弹;银行、钢铁和非银金融的两融标的占比超85%,后续扩容有限;相对交通运输、采掘、有色金属与房地产等行业而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驱动与政策支持下,通信、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与传媒等行业标的扩容具有更强的政策与环境基础。
选取2005-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探究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且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增加,金融化程度也随之上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路径来推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民营企业、监督和制约作用较弱的低股权集中度上市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升作用较显著,说明完善的公司治理和大股东的监督能够起到约束管理层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一方面有利于防范企业“脱实向虚”,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市场股权质押业务的规范和金融风险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研究以比特币为例,结合私人数字货币交易所数据与区块链账本记录,考察私人数字货币市场上成本因素是否驱动资本流出。实证证据显示,成本因素对资本流出转向比特币渠道具有驱动力,更低的绝对成本及相对成本均显著驱动资本流出交易;资本流出规模与境内风险正相关、与境外风险负相关,与私人数字货币国内相对热度和全球关注程度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私人数字货币市场因素的影响更甚于宏观经济因素。在区块链技术应用领域不断延伸、法定数字货币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建议监管部门继续保持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密切管控,在理论研究、交易监测与监管科技方面不断进行提升和完善,防范借助私人数字货币的资本流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