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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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期货市场仍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期货品种、交易所和头部期货公司国际化提速,外资对境内期货交易影响力凸显,但在产业参与度和独资展业等方面还待提升。本文分析了境内期货市场国际化所涉及核心问题,提出国际化目标定位是服务实体经济并争夺国际定价权,国际化是否带来超额收益有待验证,特定品种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搭配是下阶段市场开放的较优路径,国际化宏观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溢出性和广泛性,微观风险主要体现在期货公司低资本缓冲及境外高频交易商对市场冲击。本文建议合理把握商品与金融期货开放节奏,探索跨境期货交易行为监管并完善相关法规,研究对境外投资者实施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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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风险评价,主要针对项目环境、技术等客观事件风险,忽略了对项目主体行为等因素引起的主观事件风险的评价。由于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主体行为是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项目主体行为问题研究在项目管理中就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在界定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主体行为风险概念的基础上,应用文献统计、专家咨询等方法,识别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主体行为风险,构建基于模糊集和物元理论相结合的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主体行为风险评价模型。实例验证了所构建的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本文研究可以有效指导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风险管理实施,促进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取得成功。
)本文以2007-2016年公司债券为样本,考察股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未来债券契约条款设计越完善,并且这种影响在媒体监督较弱时和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投资者保护机制较为薄弱,债权人通过设立更为完善的契约条款降低债券违约风险,保护自身权益。本文拓展了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影响因素研究,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降低公司债券违约风险、维护债券市场平稳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金融化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加剧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企业投机性金融化动机。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开通中欧班列后,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为金融投机提供了资金条件,且班列运行中遇到的现实困境是产生该动机的重要推手。异质性分析表明,班列开通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非运输廊道、外围区域、非内陆自贸区及东部地区中更为明显,对非国企、大股东治理效应较弱、股权制衡度较低及高管有金融工作经历的企业边际影响更强。本文结论可为深入推进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有针对性地监管企业投资行为、合理引导企业“脱虚向实”等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山东省金融稳定报告》分析小组(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济南250021):2020年,山东金融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成果,区域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融资规模等主要金融指标增速创历史新高,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支持实体经济质量进一步提升。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薄弱环节仍然突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体领域风险继续向金融行业传导,金融风险防控压力依然较大。:宏观经济;金融稳定;金融市场;金融服务:F830:B:1674-2265(2021)04-0003-05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04.001(一)经济运行基本情况2020年,全省经济发展好于预期,全年实现生产总值73129.0亿元,比上年增长3.6%。三次产业比例7.3∶39.1∶53.6。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5.1%。对外贸易逆势上扬,进出口增长7.5%,出口增长17.3%。动能转换初见成效,全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为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根本性指南,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对发展绿色金融提出了迫切要求。发展绿色金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既体现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也彰显出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和负责任大国形象。本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绿色发展基本立场和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思想进行简要总结的基础上,从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个维度概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创新发展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视野和治国理政智慧。二是总结梳理国外应对环境、气候和资源问题的主要实践,从政策体系、规模结构、环境效益、风险管理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评述。三是提出加强绿色金融理论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主要方向,强调促进绿色金融再上新台阶要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因其具有匿名、去中心化等特征,易被不法分子用作洗钱工具。在相关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事件研究法实证分析了数字加密货币主要交易国出台反洗钱公告对其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反洗钱公告通过向非法投资者传递数字加密货币反洗钱监管加强的信号,导致非法资金大量撤出市场,数字加密货币价格显著下跌,交易量显著上涨,且这种影响会因为政策公告的类型以及公告国对数字加密货币的态度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认为,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活动中存在洗钱风险;要防范这类风险,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需明确数字加密货币法律属性,拓宽监管边界,创新监管技术,协同国际合作;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要严格落实一线反洗钱责任;央行应积极试点法定数字货币。
本文采用2011~2017年我国开放式基金中的股票型基金和偏股型基金及其重仓股数据,以基金投资中基于金融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情绪传染现象为切入点,从资金流动过程中反映情绪传染的角度对其进行量化,考察“基金投资者情绪→基金流量→基金投资组合→基金重仓股价格”的传导结果。研究发现:基金投资中的情绪传染与未来的重仓股收益显著负相关,即基金投资中存在因情绪传染而引发的“愚钱效应”;进一步区分乐观情绪传染与悲观情绪传染,发现二者对重仓股收益存在非对称影响,乐观的情绪传染要比悲观的情绪传染影响更大。本研究从新的视角解释了基金投资中有关“愚钱效应”与“智钱效应”的争论,可为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监管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财政数据,分别从1998-2016年和2009-2016年两个样本空间提取参数,对采用KMV模型得到的2019年的债务风险进行了观察。对比基于不同时期数据得到的结果,我们发现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各地区的财政收入平均增速普遍下降,增加了债务偿付的潜在压力,但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的波动性在新时期也显著下降,使得其总体债务风险较前期有所下降。不过也有一些地区同时面临收入下降和波动性上升的双重压力,导致其债务风险有较大幅度上升。本文基于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以融资融券试点与扩容作为卖空限制减少的外生事件,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全面研究卖空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组公司,允许卖空公司的避税程度更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法律环境较差地区的公司,卖空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源于卖空层面的避税活动与企业未来价值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避税活动会加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并降低企业价值。在考虑其他可能解释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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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金融投资最为经典的理论之一,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的资产配置和组合选择业务。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该理论本身的缺陷以及是否适用于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本研究根据理论构建了最小风险、最大夏普比的策略组合以及其他常用的策略组合,通过绩效评估指标对几种策略绩效进行比较以验证理论在国内的适用程度。
国际证监会组织及各国监管机构在总结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经验教训后,就建立看穿式监管机制的必要性形成了广泛共识。看穿式监管有提高市场监察效率、加强市场风险监测等优势。它有多种实现方式,通常由监管机构或其授权机构向投资者配发全市场唯一的编码,来识别投资者名下的不同账户的交易、持股等信息。本文研究了美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经济体在看穿式监管方面的做法,和看穿式监管的定义、成果、问题,分析了识别码模式、报告模式和连通模式等看穿式监管的主要模式。我国资本市场在吸收借鉴成熟市场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建立的股票市场看穿式监管制度受到国际证监会组织成员国的高度重视,为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提供了中国经验。
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上市公司不是投资特定项目,而是去购买理财产品的现象,一段时期以来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1―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数据,借助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对其实体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购买理财产品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实体投资效率,而这一效率损失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来自投机套利动机、公司代理冲突和现金流约束的效率损失。依据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不同和是否近年内IPO,购买理财产品行为对实体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对实体投资效率的视角回答了上市公司是否应该购买理财产品的问题,所提供的直接经验证据为我国资本市场科学评估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行为的合理性带来丰富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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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地区层面金融同业活动对实体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基于各省份金融机构开启同业存单业务的研究表明,地区层面金融同业活动显著提升了当地上市企业股价大幅下跌的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同业存单业务的发展,当地上市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风险水平有所上升,而业绩表现和市场价值有所下降。上述发现表明,企业融资链条变长后,信贷市场道德风险上升,部分企业因风险偏好增强导致经营风险上升,更容易突然出现负面事件而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本文的发现揭示了金融同业活动存在监管规避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实体企业的潜在路径,凸显了完善金融监管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