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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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随着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造的进行,交易所的监管职能逐渐弱化,继续无条件给予其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权,交易所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采取过度冒险的行为。因此,在绝对豁免原则沿用数十年后,法院以Wessiman案为契机,通过商业例外的引入,对相关原则与制度进行了修正。但是法院在区分监管行为与商业行为过程中,片面考察行为性质而忽略交易所的主观动机,存在明显不足。为此,可以尝试借鉴国际法中“以性质为主,以目的为辅”的判断标准,借由举证责任转移机制,在考察行为性质的同时,分析交易所行为的目的,综合考虑是否让证券交易所承担民事责任。就我国而言,照搬引进民事责任豁免尚不合时宜,但赋予证券交易所民事责任豁免权的基础仍存在,推动涉交易所诉讼由限制起诉向限制责任转变,引入民事责任相对豁免制度,合理界分交易所民事责任的承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以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开始在苏木(乡)建设助农取款点为起点,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中心支行坚守“支付为民”初心,立足辖区实际,坚持需求导向,统筹城乡支付体系建设,在畅通农村支付结算渠道,满足农村牧区支付服务需求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同时仍存制约着农村牧区资金的高效配置,不利于锡林郭勒盟农牧业和农牧区经济发展。在一些问题,
以2007-2016年沪深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地级市官员晋升如何影响企业的债务杠杆,以及这种债务杠杆又如何进一步影响技术创新。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越大,企业更容易获得债务融资,但这种债务杠杆更容易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进一步,官员晋升激励下债务杠杆对技术创新的这种抑制效应在官员的长任期组中更为明显;债务杠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也因债务结构而存在差异,即当官员晋升压力越大,短期债务杠杆越不利于技术创新投入,而长期债务杠杆则不利于技术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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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Green和Hwang(2009)[12]的计量框架,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股价信号效应与股价管理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因为信息不对称,股价具有信号甄别作用,中国A股市场存在价格联动效应,难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上市公司会因股价过高倾向于拆分,增强流动性并降低心理偏差;(2)因机构持股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机构持股比例高会降低股价的信号甄别作用;(3)高股价具有信号传递作用,长期高股价样本的联动性显著低于其他高股价股票,高价股的价格风险负载和流动性负载相对较低;(4)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更不倾向于拆分股票以降低股价。(5)国有属性会增强股票与其他同价位股票间的联动性,增强股价作为甄别信号的效应。在高价股样本中,国有属性对股价信号甄别效应的影响不显著。研究有助于从信号机制角度丰富资本资产定价和价格联动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货币与支付的关系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跨境支付之花”,以此重新梳理横跨千年的跨境支付发展历程,主要考察了跨境支付中的点对点模式、闭环模式、互联模式与代理行模式等运行机制和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国际商业环境变化和数字技术创新及其应用,跨境支付体系正在遭遇四种转折性力量的影响:非银行支付平台快速崛起、代理行发展势头减弱、地缘政治新变化、世界货币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职能发生背离。四种力量正在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由“货币牵引”转向“支付牵引”,并激发了新一轮的国际竞争,最终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应调整。但是,从“支付牵引”角度看,跨境支付仍将面临“跨境支付不可能三角”等难题。在此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支付发展面临新机遇,并可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发展。
期货市场作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坚定不移、风险可控地推动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举措。目前期货市场发展面临瓶颈,需要解决好如何协调市场创新、对外开放、服务实体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当前期货市场双向开放待解决的问题,本质上仍是基础条件有待夯实、行政管理向市场化发展过渡时面临的长期问题。为此,应兼顾好开放红利与潜在风险损失间的平衡。近中期,建议有序扩大境内市场对外开放,加速境内市场主体全球化步伐,同时完善双向开放中的风险防范体系。长期来看,应从资源整合、完善立法、健全品种体系、加强定价权争夺、强化理论创新等多方面,做大做强我国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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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逐步扩容,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融券卖出的卖空交易成为市场消化负面信息的重要机制。本文以高管减持事件窗口期的超额融券量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我国企业高管减持所任职公司股票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估计期,高管减持窗口期超额融券量显著增长,并且减持比例越高或者减持金额越大,超额融券量越高,表明高管减持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价值预期。进一步研究显示,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高管减持对超额融券量的正向影响。本文用超额融券量直观地度量投资者预期变化,丰富和发展了高管减持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及监管部门完善相关监管规定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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