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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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以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时变引力空间权重矩阵、空间自滞后模型。研究结果:土地资源错配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扭曲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破坏城市制度环境、抑制城市创业活力以及挤出企业R&D投入是4条重要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土地资源错配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城市群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应完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从根源上遏制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应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治理应遵循因地施策与城市联动相结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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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但金融供需失衡;沿线国家外汇储备量大,但利用率低;在金融服务中缺少一个联通资金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供需双方的组织者,导致资产配置效率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这个组织者重任,但其国家金融建设的挑战与对策本身的资金配置、经营风险以及大国博弈带来的政治压力等使其自身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亚投行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建设中,必须要积极发挥其融资媒介功能,扩大资金来源;尽可能地降低信用、市场、安全及政治风险;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广泛合作,进而不断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及金融建设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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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新余市高职院校为例,研究地方高职院校服务本地企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以及分析各种途径产生的经济效果。文章先从新余市高职院校基本情况出发,站在新余高职院校、本地企业、政府职能部门等角度,重点研究目前新余市高职院校服务本地企业经济发展的各种途径和实施状况。在此研究基础上,从定性和定量角度,用定性感知和定量数据,分析新余高职院校各种途径服务本地企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最后提出改善建议,仅供参考。
水资源是兼有经济与生态双重价值的可再生资源,具有效用性和价值性、权利上的不稳定性、不可替代性等特性,这些特殊性内在地制约着对水资源租、税、费的规定和实践。水资源费改税不能简单套用原有矿产资源的租、税、费制度。文章在水资源特殊性基础上对其租、税、费的征收依据进行分析。相对于其他资源,水资源租在法理意义上的存在性强于实际应用意义;水资源费则具有理论及现实的不合意性,不能有效达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而水资源税在明确其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首要职能定位及税收刚性的前提下,更具有理论及实际的合意性。
文章结合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国有企业“限薪令”的现实背景,考察了高管在职消费强度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在职消费强度、异常在职消费强度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2)与民营企业不同,因国有企业承担众多政府任务而明显存在过度投资,国有企业在职消费强度的提高对过度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为企业争取了更多创新资源,进而对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
我国加入WTO后,国内粮食产业与国际市场深度关联,突出表现在贸易、产业链、政策等方面。国际市场有利于增加国内粮食供给保障、集约农业资源、提高产业效率,同时也带来了对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冲击、加剧市场波动与投机行为、市场蚕食与社会人文环境多重风险叠加等不利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退出国际市场的现实背景下,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市场协调竞争,利用好资源配置渠道优势,同时规避潜在的风险。国际市场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曾祥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以2004年1月~2017年12月中国基本金属市场中铜和铝的月度价格数据为样本,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将国际油价冲击分解为原油供给冲击、经济总需求冲击及原油特定需求冲击,研究了三种不同来源的结构性油价冲击对中国基本金属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原油供给冲击对国内基本金属市场中铜和铝的价格没有显著影响,而经济总需求冲击与原油特定需求冲击对铜和铝的价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铜受到的影响大于铝受到的影响。因此,决策者在面对油价冲击和波动时,要充分认识到油价冲击的来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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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ASSO分位数回归,本文提出了系统性风险度量新指标,并采用该指标构建2011-2017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时变的尾部风险网络。在此基础上,本文一方面从系统、部门和机构三个层面衡量其网络关联水平;另一方面,识别风险在金融机构间传递的方向路径等关联结构,而且在兼顾关联水平和关联结构的基础上,测度单个机构在风险网络中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关联水平具有明显周期性特征,在风险积累阶段系统关联水平迅速攀升,直至风险爆发阶段达到阶段性高点,而后随着风险释放逐步回落。第二,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部门风险输出关联水平的时序变化差异较大,但风险输入关联水平的时序变化基本一致,风险在部门间的传染是真实存在的。第三,总体上,同部门且规模相近、商业模式相似、业务同质性较高的机构间关联水平更高,但在风险积累和爆发阶段,跨部门、同部门中差异较大的机构间关联水平也有所上升。第四,在同时考虑关联水平和关联结构时,四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最大,且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同时,一些保险企业也开始成为系统重要性机构。基于尾部风险网络的研究,本文为我国金融业监管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伴随《政府会计准则第8号---负债》的发布,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会计核算标准分别经历了不确认负债要素、确认负债要素但不按流动性分类、确认负债要素并按流动分类且启用“双分录”记账模式、确认负债要素并按流动分类且启用“平行记账”记账模式、确认负债要素并在流动性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业务性质和风险程度进行分类的演变历程。这一演变历程与政府会计主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承担的角色不断改变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政府会计主体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也在逐步提高。
本文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和融资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家庭债务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研究发现:对负债家庭而言,杠杆率的提高会带来短暂的财富效应,随后会更持久地挤出消费;家庭债务具有规模适度特性,以住房贷款为主的家庭债务杠杆对消费波动的放大效应边际递增,杠杆率水平越高,其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消费和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越明显;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会加剧经济波动,带来经济结构扭曲和家庭财富损失。结合我国当前家庭债务现状和经济发展要求,对居民杠杆的管理应当重视规模适度管理和增速控制,同时积极调整居民债务结构,严控信贷资金流向,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规范和鼓励消费金融发展,从而改善消费低迷的现状、提高家庭有效消费需求,实现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升级。[文章编号]1000-1549(2020)08-0073-13